马邑之谋的军事精髓，是“诱敌深入、聚而歼之”，即利用马邑为诱饵，将匈奴大军诱入汉军预设的口袋阵，以三倍优势兵力予以包围、全歼。

严格说，这不是汉武帝、王恢等人的如意算盘、一厢情愿，因为早在百余年前，在几乎同样的战场，以同样的战法，赵国名将李牧就已经成功取得过“破匈奴十万骑”的辉煌胜利。

这说明“马邑之谋”无论理论还是实践层面都是可行的，甚至成功率不是一般的高。

(资料图)

既然如此，马邑之谋之所以最终落空，原因恐怕就要从汉武帝等人与李牧的实际操盘过程中，存在的一些关键区别入手分析。

1、诱敌之术

汉武帝的诱敌方式，史书记载很明确，马邑当地一个名叫聂壹的豪强忽悠军臣单于，说他可以干掉马邑城的官员，这里财物太多了，所以军臣单于趁机率军来抢吧。

但这个事情的实际酝酿过程，远比史书所记载的要复杂、长久得多。

首先可以肯定，雄才大略的汉武帝自继位后，就已经有了和匈奴开战、一雪数十年“和亲”之耻的宏伟抱负。

但初期的阻碍因素实在太多，上有信奉黄老之学的窦太后，下有一众坚持“和亲”、“反战”立场的朝臣。

前135年，发生了与之相关的两件关键大事。

一是窦太后于当年5月驾崩，汉武帝没了“太皇太后”制约，终于完全掌握大权。此时他仅21岁，正是热血期。

二是当年底的和亲之议，鉴于以韩安国为首的多数大臣仍然坚持和亲，汉武帝无奈屈从众意。

但正是在这次讨论中，王恢站了出来，提议开战。这应该是汉廷内部第一次有人明确主张“开战”立场。

关键的来了，既然韩安国等反战派的主要理由是“千里而战，兵不获利”，即深入匈奴之地作战极不明智，那么，汉武帝和王恢是不是很容易想到：咱们能不能在自己的地盘上和匈奴干一架呢？

即：汉军将匈奴大军诱入代地，来个关门打狗！

李广、程不识的“调职经历”给出了有力佐证。

他俩之前都是在上郡、雁门、云中等燕代之地任职，于前135年被汉武帝调到长安，分别担任未央卫尉、长乐卫尉，即南军的高级将领。

具体时间应该在和亲之议前，这“暴露”了汉武帝早就想和匈奴开战的心思，他把李广、程不识调到身边，无疑是想从两位与匈奴作战经验丰富的名将身上，全面了解匈奴的实际情况，运筹作战方略。

和亲之议后不久，李广、程不识便被汉武帝派到云中、雁门“屯兵”，到次年即前134年6月才罢兵。这个动作本身就说明，汉武帝其实是派他们深入考察战场，目的自然是研判在代地聚歼匈奴大军的可行性与具体方案。

而汉武帝与王恢的同步操作，无疑是设计针对匈奴的“诱敌之术”，这才有了聂壹的登场！

王恢是燕地人，他应该和聂壹早就认识，出于他和汉武帝的独特目的，王恢实际是经过精挑细选，才最终选定了聂壹这个“执行者”。

具体说下聂壹，史书说他是“马邑豪”，即马邑当地的豪强、豪商，其实另一个说法可能更容易被理解，即“游侠”！

正如司马迁记载，汉初游侠之风极盛，兼之上头无为而治，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导致游侠们往往肆无忌惮，视法律如无物，毕竟“侠以武犯禁”嘛。

聂壹实际就是游侠阶层的一员，而他干的最多的“不法事”，便是从事边境走私，私下与匈奴开展贸易往来。

史书其实说的很明确：“汉使马邑下人聂翁壹奸兰出物与匈奴交”，其中“奸”就是指不法、故意违法，而“兰”，实际是阑、栏，即汉朝有与匈奴交易的相关禁令、法律，不许民间走私。

只是这句话容易给人误解，好像聂壹从事走私是汉廷允许的，甚至有“官商勾结”嫌疑，但实际情况是，起码在聂壹和王恢即汉廷“合作”前，他就是一个纯正的走私犯。

被王恢挑中、与汉廷合作后，聂壹才摇身一变，实际成为汉廷打入匈奴内部的“商业间谍”，目的不言自明！

2018年韩国有部电影叫《特工》，由黄政民饰演的主角假扮成商人，以商业合作名义打入北棒内部，意图获取核开发情报，其实聂壹的工作与之几乎雷同，也是通过获得敌方高层的充分信任，来达成其终极目的。

区别在于，黄政民的角色是假扮成商人，而聂壹本身就是商人，甚至他就是个不容于官方的走私犯。

这也是王恢的缜密之处，如果用一个有官方背景的商人执行此任务，能不引起军臣单于的怀疑么？更极难获得其充分信任。

因此可以反推，聂壹早就和军臣单于打过多次交道了，甚至双方关系很不错。

现在聂壹“以有心算无心”，在王恢暗中支持下，故意投其所好，军臣单于自然“爱信之”，压根想不到聂壹居然要“套路”他。

这个工作持续近一年，聂壹判断时机已经成熟，就向王恢汇报：哥们，可以动手了！

按照史书记载，王恢再次和韩安国激辩开战与否，肯定是发生在元光元年，即前134年10月前，距离上次和亲之议最多一年时间。

《资治通鉴》将之放在元光二年，其实是为了叙事上的集中与方便，将这次辩论“后置”了，由此可能也衍生一些误解。

这次韩安国还是“深入无利”的老一套说辞，但王恢最终放出了自己的底牌——

“今臣言击之者，固非发而深入也，将顺因单于之欲，诱而致之边，吾选枭骑壮士阴伏而处以为之备，审遮险阻以为其戒。吾势已定，或营其左，或营其右，或当其前，或绝其后，单于可禽，百全必取。”

这正是他和汉武帝过去一年中一直在推进的“诱敌深入、聚而歼之”的作战预案。

现在王恢、聂壹的“诱敌之术”已经铺垫到位，李广、程不识那边也有了可行性研判报告甚至作战方案，整体可谓万事俱备，就差朝议拍板开战的东风了！

韩安国辩论过程中有句话特别有意思：“意者有它缪巧可以禽之，则臣不知也；不然，则未见深入之利也。”

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韩安国有点负气的说，除非你王恢有啥奇谋妙计，能解决深入进攻匈奴所面临的各种难题，那我就支持开战，反正我本人是想不出来。

这说明，直到此时，就连御史大夫韩安国这种汉廷顶层要员，都还被汉武帝、王恢蒙在鼓里！

实在不难想象，接下来王恢亮出底牌后，韩安国的脸色会是何等难看。好嘛，原来你们早就“阴谋”许久了，这不是故意给我老头子难堪嘛？

汉武帝见韩安国无话可说，顺势拍板，开干！

以上就是马邑之谋、诱敌之术的实际出台过程，不难看出，汉武帝这一年中可谓用心良苦，王恢聂壹的“间谍计”也极为高明、隐秘，李广程不识也做了细致战场考察，事情演变至此，实在看不出有啥失败的可能。

相比之下，李牧是花了数年时间“装怂”，不仅匈奴，甚至连赵王都被他欺骗了，还专门免职过他一次。

虽然酝酿时间长短有别，但实质精髓相通，都实现了“诱敌深入”的可能性。

真正的区别，其实在之后具体执行阶段。

2、最不该“消失”的程不识

汉廷决定开战是在前134年10月之前，马邑之谋实际执行于前133年6月，中间至少7个月的准备时间，相对太过长久了。

这说明了汉武帝等人的慎重，毕竟距离上次打仗即平定七国之乱，已经过去了二十年，汉军实际战斗力如何，能不能真的打败匈奴精锐骑兵，大家确实心里没底。

这应该也是汉武帝最终任命韩安国为主将的原因，平定七国之乱诞生的一系列名将，周亚夫、栾布、韩颓当、张羽等人都已去世，窦婴的实际斤两不可高估，何况他现在已经上了汉武帝的黑名单。

由此，韩安国已经是硕果仅存、资历最深的军方领袖，汉武帝在没有把握的前提下，的确很难弃之不用。

但客观说，这恐怕不是明智之举，因为韩安国身处“反战派”核心的立场，注定很难做到与汉武帝的“上下同欲”，战争筹备、战事推进难免会起波澜。

但是，这里的历史关键问题其实是，程不识去哪里了？

他之前明明和李广一起活蹦乱跳，怎么之后就没任何动静了？马邑之谋包括后续的汉匈大战，也没见到他的丝毫影子。

实际无非两种可能。一是程不识这一段生病，很快去世了。

二是，程不识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行，被撸或杀了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一直升职、备受重用的程不识，不至于犯什么天大的错误，不然史书该有记载。只要不是如此，汉武帝大战在即，不可能不用经验丰富的程不识。

所以，很遗憾，程不识应该是死于前134年6月-前133年6月间。这个遗憾，甚至几乎决定了马邑之谋的成败，乃至未来数十年的汉匈大战。

之所以如此说，是因为两点。

一是职务变化。

程不识和李广调到长安后，汉武帝除了跟他们“取经”，同时也在考察两人的能力，结果是，派遣他俩外出屯兵时的职务记载，李广由未央卫尉变成南军统帅“卫尉”，程不识由长乐卫尉升职为“中尉”，即北军统帅。

这说明，刚来的时候，在汉武帝的心中，名气更大的李广应该更有能力，所以被任命为比长乐卫尉稍高的未央卫尉，然而经过实际考察，程不识无疑更受青睐，实际能力也就更强，所以职务取得反超。

起码汉武帝认为，在统率军队规模上，程不识相比李广，更能驾驭兵力更多的北军。

而汉廷军方的相关职务，以太尉、中尉、卫尉为首，考虑到当时太尉是废置状态（前139年田蚡被免后即不设），所以中尉程不识已经是汉军名义上的最高统帅。

二就是治军才能。

这一点史书记载极为明确，相比全军放养、不知治军为何物的李广，程不识治军极严，大有周亚夫当年的遗风。

而马邑之谋能够成功的关键，无疑是保密工作，实际就是治军一定要到位！

我们来看看李牧是怎么做的——

“匈奴即入盗，急入收保，有敢捕虏者斩。”

“悉勒习战。大纵畜牧，人民满野。匈奴小入，详北不胜，以数千人委之。”

前期为了“装怂”，只要是和匈奴亮刀子的士兵一律斩首，后期为了迷惑匈奴，让数千名士兵故意打败仗，乃至送死，士兵们都毫不含糊！

再看看马邑之谋中的汉军执行力，且不说一个雁门尉史怎么会知道如此机密的计划，就连放羊诱敌的百姓、士兵，居然一个都没有！

显然，普通士兵和老百姓都听到了风声，起码能猜出是咋回事，明知送死的事，我当然不干呢！

联想到当时士兵们都愿意跟随李广而不是程不识，以及当年周亚夫与其它将军的鲜明对比，说明汉军从上至下都普遍没啥“治军”的概念，以这样素质的军队执行马邑之谋，想不出篓子，实在是奢望。

而历史就是这么操蛋，身为汉军官方统帅的程不识，原本是全军主将的最佳人选，从而发挥他的治军才能，大幅提升汉军的执行力，保障马邑之谋的执行到位，结果偏偏在这个最关键时刻、最需要他的时候，居然去世了。

军臣单于事后老说雁门尉史是他的运气，但他真正的运气，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。

这当然不止是程不识的个人遗憾，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汉人的历史遗憾。

3、“多此一举”，画虎不成反类犬。

事实证明，汉军此战的所有指挥员，没有一个能够和李牧比肩，甚至抄李牧的作业，他们都只会机械照搬，根本认知不到李牧真正的精髓。

具体表现就是，他们照抄李牧的“纵牧於野”，却意识不到这是纯属多此一举，画虎不成反类犬不说，实际反而彻底坏事。

因为李牧当年这么做，是他诱敌之术的组成部分，他是故意营造漫山遍野都是牛羊的反常场面，放牧的百姓、保护的军队又都“不堪一击”，贪心的匈奴抢了几次之后，习以为常，自然就想一次性抢一笔大的，从而堕入李牧的计策之中。

然而马邑之谋，聂壹的“间谍计”已经成功实现了诱敌之术，军臣单于已经中计了，李牧的那些“骚操作”，现在汉军根本不需要再照搬了！

这种情况下，再照搬李牧的“纵牧於野”就是多此一举，画蛇添足，汉军最好的做法，其实就是什么都不做，一切保持平时的状态，让军臣单于觉得汉方果然毫无准备，从而放心进军。

相反，汉军故意整出漫山遍野都是牛羊的场面，实际是制造了异常状态，这势必会引起军臣单于的疑心，在李牧那是引诱，而在现在的汉军，则是纯属暴露目的。

说不好听的，汉军这是拿自己的爱好去挑战匈奴的专业，放牧这点破事到底是咋回事，难道游牧起家的军臣单于不比你们懂？还要你们教？

事实上，正是这一“多此一举”彻底搅黄了整个马邑之谋，就算军臣单于没有逮到那个雁门尉史，他也很难再上当了。

因为他已经产生了疑心，接下来他至少可以只派一支小部队或者几个斥候，前来侦察马邑及周边的情况，汉军暴露只是早晚的问题。

退一万步说，抄了也就抄了，但不能只抄一半啊，就算老百姓发动不起来，让士兵们扮成老百姓干这个事行不行？军臣单于或许会觉得，这就是百姓在正常放牧，至少汉军还有侥幸成功的一丝可能。

结果却是，一个人影都没有……

可以说，韩安国等人压根没有认知到李牧那一战的真正军事精髓，他们交出的作业，自然也就谬以千里。

当然，这个局面也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即代地的老百姓们听到风声，知道要打仗了，全都逃走，牛羊们没人管了，自行放飞。

就算如此，也只能说明，汉军的保密工作、组织工作彻底失败，还不如前一种解释更能挽回颜面呢。

4、不必责怪那个雁门尉史，当时也没有“汉奸”之说。

首先，史书说的这个人，其实有两个身份，一是雁门尉史，二是武州尉史，《史记》是两种叫法都有，《汉书》、《资治通鉴》是取前者。

其实这并不重要，无论哪个，无非是等级有差而已。

所谓“尉史”，汉朝军制针对边塞，每一百里设置一“尉”，其下设士史、尉史各两名，尉史应该只是比士兵高一级的连排班长之类。

汉朝至唐朝的“边塞”，其实就是长城，只是不是我们今天熟悉的“万里长城”即明长城，当时中国境内有很多的长城，秦长城最著名，包括内地的齐长城、楚国方城之类，都是防御性城墙。

在这些城墙之上，建筑有各类城、障、亭、燧设施，军臣单于“攻亭”也好，“攻烽燧”也罢，都是在边塞长城之上俘虏了这名尉史。

史书说的很明确，军臣单于是先入塞，再入武州塞，即他先通过了外围的秦长城，然后又通过了（雁门郡）武州范围内的长城。

注意这个“武州塞”，其实它才是汉朝老百姓心中公认的第一“长城”，因为它是白登之围以后，抵御匈奴闯入代地的第一道防护墙。

包括后世著名的“昭君出塞”，王昭君出的，正是这个武州塞！

所以，军臣单于所俘虏的，要么是武州塞的当值尉史，要么是更高一级的雁门尉史前来巡查工作，结果就是那么寸，被当场逮到了。我个人观点倾向于前者，即《史记》所说的武州尉史。

这里多说一句，按照《水经注》记载：“平城西三十里，武州塞口者也”，即武州塞有个出入关口，军臣单于、王昭君实际都是从这个关口出入的。

这有力说明，军臣单于进入武州塞以后，看到漫山遍野的牛羊却无人放牧，就已经起了疑心，然后选择撤军，但他还不确定，捎带手进攻了武州塞，俘虏到武州尉史。

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表述：这名武州尉史的确是贪生怕死，当场招供，说出了汉军的全盘计划。

但实际上呢，他说与不说，都已改变不了军臣单于的决定，说了无非是坐实了军臣单于的疑心。

考虑到当时汉军士兵连一个敢于放羊的都没有，真的好意思谴责这名武州尉史么？

当时更没啥“汉奸”的概念，这名武州尉史，算是“致敬”下中行说那个死太监吧。

5、王恢不打匈奴辎重部队，是勇于“担当”的理智选择。

在军臣单于的匈奴大军撤退出武州塞以后，原本计划断其退路、攻击匈奴后勤辎重部队的王恢，选择停止进攻，其实是相当明智的。

当时王恢手上只有三万部队，和匈奴十万以上的大军开战，无疑是以卵击石，极大可能有去无回。

别说是现在，精心筹备四年之后、全面出击的所谓“关市反击战”，汉军整体都是大败亏输。

更迷的是，我们甚至不能确定，当时汉武帝派出的共五名高级指挥员，究竟是怎么战场布局的。

他们分别是：御史大夫韩安国为护军将军、最高统帅，统领诸将，其下卫尉李广为骁骑将军（骑兵），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（车兵），大行王恢为将屯将军（后备兵），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（步兵）。

可以确定，韩安国和公孙贺是身处马邑，王恢是位于代地，至于李广和李息，《史记》明确说归属王恢指挥，《汉书》只提到李息，《资治通鉴》压根没提。

就情理推断，司马迁距离时代最近，又是李广的“铁粉”，不至于搞错李广此时的位置，要知道李广一向以勇敢著称，史书都说王恢“不敢出”，要是李广明确不在王恢手下，司马迁不至于这么记载吧？那岂不是有损于其偶像的声名？

所以，我倾向于李广、李息当时都在代地，受王恢的指挥。

这就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了，五名高级指挥员，韩安国只留下公孙贺一人在身边指挥二十多万主力汉军，让王恢、李广、李息三人只统率三万偏师，去承担断后路、击辎重的“轻松却功劳注定较小”的任务。

当然，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韩安国“别有用心”，阴谋论更不可取，毕竟韩安国“为人多大略，知足以当世取舍，而出于忠厚。贪耆财利，然所推举皆廉士贤于己者”，并不像因私废公、妒贤嫉能的人。

但是，客观说，马邑之谋最终落空，第一责任人其实是韩安国而非王恢，毕竟他才是汉军的前线最高统帅，相关作战规划、具体部署，他才是实际决策者。

甚至连上头的汉武帝，都难说没有责任，其实他才是主战派的大靠山、第一人。

可惜，汉武帝并不这么看，他将责任全部推给了王恢，毕竟王恢才是马邑之谋的首倡者，又是“主战派”的第一人，尤其王恢最后的不敢出击，让亟需一点战绩妆点门面、证明自己开战正确性的汉武帝失望至极。

就此来说，汉武帝真不愧是汉景帝的亲儿子，俩父子“甩锅”的姿势那是一模一样，晁错、王恢就自认倒霉吧。

至于聂壹，他的下落不明。但他有个知名的后代，即三国时代魏国名将张八百，史书说“张辽字文远，雁门马邑人也。本聂壹之后，以避怨变姓。”

大致推测，聂壹这次得罪了军臣单于，在汉武帝那里又没讨到好，属于里外不是人，于是他回归“游侠”本色，改姓埋名，隐身江湖去也。

以上。马邑之谋的最终落空，根源无疑是汉武帝等人想复制李牧的战绩，结果却压根没有学到精髓，注定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
其实汉方当时的综合实力，对于消灭匈奴来说，经济上的实力肯定是够了，外交上张骞尚属“失踪”毫无反馈也就难以评价，军事实力则稍逊一筹，尤其是缺少一名可以比肩李牧、真正承担大任的军事主将，程不识原本是一个可能选项，可惜他提前退场了。

而放眼战争史，就算马邑之谋成功，也不过是“讨巧”捷径，实际是汉方用自己的战略战法解决了匈奴；后来的汉匈大战则证明，汉方要想真正击败匈奴，必须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用匈奴本身最擅长的战略战法来将之解决，就军事规律而言，这或许才是不可或缺、必须征服的军事挑战。

时代无疑在强烈呼唤，谁将成为李牧之后、痛击外敌的“中华第二战神”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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